梳理清代江南地区经学发展的成就与特点可以发现，江南教育文化在清代经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一点，从清代科举情况，到江南地区书院和义学、社学建立发展情况，均可窥豹一斑。

　　江南是清代科举兴盛地区。清代经学发达，与江南地区重视教育和科举考试密不可分。对教育的重视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人们的一种普遍意识。清代江南教育发展的兴盛状况，除了科举考试成绩突出，还体现在繁盛发展的书院和义学、社学。在明代，民间建立的义学、社学在全部教育机构中占比非常低，到了清代，江南南部11郡县的83所义学、社学中，官方建立的占40%，民间建立的占60%。

　　考取了进士未必就能成为经学家，而经学家也不一定都是进士，这要视各人的才华、毅力和兴趣而定。由于熟读四书五经是考取进士和成为经学家的先决条件，因此清代的经学家许多出自江南。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开创了清代经学研究方法和风气；惠栋传承汉学、述而不作；庄存与、刘逢禄专攻今文经学，这也成了后来戊戌变法的思想资源；扬州学派的汪中等人以会通著称；阮元热衷于整理古籍；人称“高邮二王”的王念孙、王引之是训诂学大师；钱大昕可以说是博学通儒。

　　清代江南地区经学的兴盛和人们对教育文化的重视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复旦大学的诠释学研究、南京大学的程朱理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文献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的礼学研究，都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脉络传承的精华。

　　清代经学在当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一方面，早期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学者需要经学家的协助去阅读、理解、解释中国传统文献；另一方面，西方汉学家所借用的文献学上的研究方法，基本源于清代经学家的治经方法，清代经学家的诠释学、文献学和目录学理论方法启发了后来的西方汉学研究者。

　　随着西方经学研究的不断发展，现代西方经学家对于中国经学家的研究也多有贡献，例如在诠释学、目录学以及新出土文献保管、研究等方面。同时，现代西方经学家也向中国经学界有所借鉴，如诠释传统文献的理论和目录学方面的新发展等。

　　进一步开展中国经学研究需要中西经学家互相学习、彼此借鉴。比如，西方学界近些年兴起了一种新的诠释框架——表演的礼仪（performative ritual），即社会活动中那些次序化、形式化、反复的、标准的行为，这些行为正可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此外，世界各地每年都有许多新的抄本、稿本、简帛被发掘出来，各地学者更应该互相沟通了解，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交流方法、共同推进经学研究。

　　（作者系美国杨百翰大学文学院教授）